2007年11月5日，國家郵政局續發《中國古代書法》系列之第三套2007-30T《楷書》特種郵票6枚。但都無法與郵票圖文一一對應，加上公告時間距郵票首發較短，以致廣大集郵者對誰提供了哪枚郵票的資料都搞不清，一定程度影響了高度市場化運作的首日“原地”實寄的準確性，部分集郵者索性用全套郵票在上海博物館所在地郵局貼寄。

查閱書法史籍，不難發現：(6-2)“張猛龍碑”，來自立于北魏明孝帝正光三年(522年)的《張猛龍清頌碑》，全稱《魏魯郡太守張府君清頌之碑》，現在山東曲阜孔廟東廡。(6-4)“雁塔圣教序”，亦稱《慈恩寺圣教序》。凡二石，均在陜西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前石為序，全稱《大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李世民撰文，褚遂良書;后石為記，全稱《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記》，唐高宗李治撰文，褚遂良書。(6-5)“顏勤禮碑”，全稱《秘書省著作郎夔州都督府長史上護軍顏公神道碑》，系唐顏真卿為曾祖父顏勤禮撰并刊刻，自署立于大歷十四年(779年)，現存西安碑林，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初拓本。(6-6)“玄秘塔碑”， 全稱《唐故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德安國寺上座賜紫大達法師玄秘塔碑銘并序》，立于唐會昌元年 (公元841年)，唐裴休撰文，柳公權書并篆額，碑現存陜西西安碑林。皆屬出處明確，無可爭議。惟(6-1)“宣示表”、(6-3)“九成宮醴泉銘”原跡流傳故事曲折。將2007-30T(6-3)郵票圖案同上海博物館專設書法展館內展示的《九成宮醴泉銘》拓本相對照，區別明顯。鑒于郵票設計通常只能對原跡作適當刪減，不允許添加，尤其是篆章等起點睛作用的內容，幾乎肯定2007-30T(6-3)圖案主要采自北京，當然不排除部分參考了上海博物館藏拓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