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字經濟時代，中美同為數字經濟大國和網絡大國，各領域尤其是經貿領域的互動，都離不開這兩個關鍵領域。拜登執政后，有望采取更加開放的對外政策，同時并沒有放棄把中國作為競爭對手的立場。中美數字經濟和網絡安全合作預期好轉，但亦不容過渡樂觀。唯有促進共識和信任，堅持互利共贏，中美可以通過數字經濟和網絡安全合作的雙輪，引領全球經濟和安全治理邁向新高度。

中美數字經濟與網絡安全合作機遇和挑戰

從拜登執政前后的政策主張和舉措看，中美數字經濟和網絡安全合作前景有樂觀的理由，但是機遇和挑戰同時存在，中國需要更加妥善應對。

（一）重返多邊主義和全球合作的政策取向或為中美數字經濟和網絡安全合作打開新空間

特朗普執政時期采取單邊主義政策，退出若干國際協定和國際組織，尤其在經貿領域對中國極盡圍堵封殺之能。中美經貿摩擦，突出體現在數字經濟和網絡安全領域。為防止中國獲取數字技術優勢和數據資源優勢，特朗普政府在 2018年 8 月簽署《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FIRRMA），將半導體、人工智能、網絡安全、虛擬現實等新興技術行業的外國投資、并購納入國家安全審查范圍。同時，《2019 財年國防授權法案》《出口管制條例》等法規，全面限制中國網絡通信企業對美國投資和貿易。

據預測，拜登上臺后，中美貿易摩擦將較特朗普時期明顯緩和，貿易政策將更加友好且重視規則。同時，拜登可能會加強與中國在全球治理和熱點問題應對方面的合作。當然，僅憑目前看到的“蛛絲馬跡”，尚不能預判中美經貿關系和全球治理合作的前景，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在對外政策方面，拜登肯定會汲取特朗普時代的教訓，采取更加開放的姿態。拜登在就職演說中提出“再次與世界互動”的主張，并且一上任即提出包括重返世界衛生組織（WHO），并開展國際抗疫合作，采取更理性的移民政策，重返巴黎氣候協定。這些跡象表明，在全球治理的若干領域，中美有可能探索開展基于大數據和互聯網的合作，通過在全球公共領域的合作，帶動雙邊數字經濟和網絡安全合作實現突破。

此外，為了修復美國形象，拜登在就職演說中提出“將再次成為世界的燈塔”。這意味著，美國將會努力修復被破壞的文化軟實力，在文化產品包括數字文化產品的輸出方面更加積極。中美有可能在維護意識形態安全和平等的前提下，加強文化和人文領域數字產品的交流，在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鑒中促進交融與合作。

（二）相關科技政策和主張或為中美數字經濟和網絡安全合作增加信心

在科技領域，拜登的政策主張較為理性和開放。從相關研究文本可以看出，拜登的科技政策主張有以下特點。一是高度重視研發投資。拜登公開表示，將科技研發投資作為總統任期的基礎工作，確保美國在創新上始終領先。他的競選計劃提出，將在未來 4 年內投入 3000 億美元的創新資金，設立突破性技術研發計劃，支持 5G、人工智能等關鍵技術創新。在制造業領域，主張制定全面的“制造和創新戰略”。二是著力促進清潔能源技術發展和醫學領域研究，擬投入 2 萬億美元，推動美國到 2050 年實現“百分百依賴清潔能源”和“凈零排放”。三是對待互聯網科技企業，拜登主張在規則之下加強監管。四是在移民和留學政策上更加開放。拜登曾在 2020 年的《外交》雜志刊文《為何美國必須再次發揮領導作用——拯救特朗普之后的美國外交政策》提出，將免除對美國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領域博士畢業生簽證的上限限制，認為排斥高技能人才的移民制度，威脅美國的創新和競爭力。

可以初步判斷，拜登政府時期，美國將會強化在科技領域引領世界的目標。得益于科技研發刺激政策，美國數字科技將會有更大進展，智能制造優勢有可能得到顯現，與清潔能源和醫療相關的數字和互聯網技術也有望進一步提升，互聯網企業將會在規范中持續壯大。拜登的留學和移民政策主張，體現出拜登吸引高端人才并“為我所用”的務實態度。中美科技，包括數字和網絡科技的教育交流情況或將有所改觀。

面對拜登政府科技研發領域的刺激政策，中國也需要更加堅定地走自主創新之路，加大包括數字和網絡技術和基礎設施在內的科研投入，尤其是要加強數字技術領域高科技人才培養，強力打造一流的科研氛圍和環境，提供研發成果轉化的最優條件，積極吸引國際創新人才。只有不斷提高數字技術領域自主創新能力，才有可能在研發和創新領域探討與美國合作互補的空間。只有具備與高手過招的能力，才能具備與高手合作的基礎。

（三）強力修復與盟友關系舉措或將使中美數字經濟和網絡安全合作面臨復雜挑戰

拜登雖然會修正特朗普時期對華政策偏差，但是其并沒有實質性改變。從各種場合的表態可以看出，拜登仍然把中國視為最大競爭對手，更加密切與美國盟友之間的關系。拜登在文章《為何美國必須再次發揮領導作用——拯救特朗普之后的美國外交政策》中主張，美國將與其他西方國家聯合起來，塑造從環境到勞動力、貿易、技術以及透明度的規則，同時采取強硬措施，不讓中國主導未來的技術和產業發展。此外，拜登提名的國家安全顧問杰克·沙利文，也主張對中國在某些領域采取遏制或競爭的手段，主張美國需要和盟友一起制定科技、貿易和知識產權規則與標準。

由上述可見，修復和強化與盟友的關系并遏制中國科技發展勢頭，將有可能轉化成拜登的對外政策實踐。在數字和網絡領域，美國優先合作的方向是其傳統的盟友，美國有可能在未來數字投資和貿易規則上，強化與盟友的合作與默契，以此牽引中國朝著更有利于其自身的方向做出調整。拜登時期，中國在加大自主創新力度同時，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在數字經濟領域的雙邊和多邊投資和貿易協定中，研究和制定符合自身戰略利益的共同規則，同時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則，積極謀求與美國的合作與對話，在美國參與的數字投資和服務貿易規則制定過程中，更多體現自身的利益和訴求。

中美數字經濟合作的可能方向

基于傳統的國家競爭視角，中美在數字經濟領域的摩擦和博弈，有其必然性。但是，基于國家競爭視角的政策選擇，使中美間的競爭陷入零和博弈的巢窠，也是一種靜止思維。傳統經濟學的國際分工理論和比較優勢理論，也不支持數字經濟和網絡技術是零和博弈的結論，更何況發展數字經濟可能有與發展傳統經濟全然不同的新邏輯。研究這個新邏輯，發掘數字經濟時代的共同利益，尋找戰略合作方向，是中美兩國的務實選擇。

（一）開展金融投資領域數字經濟合作

“十四五”期間，中國擬投入 3.5 萬億元建設5G 網絡、人工智能、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等在內的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同時，中國金融開放步伐加快，措施更加具體。美國可以參與中國數字經濟進程，分享中國數字經濟紅利。在實體產業領域，網絡和制造業的融合也為跨國網絡化協同、研發設計協同、供應鏈協同等，為中美合作提供了市場空間。在數字醫療和數字教育等新型消費產業方面，中美可以共同發掘市場空間。在金融領域，中美兩國可以開展基于區塊鏈技術的各項合作，包括區塊鏈交易和區塊鏈監管等。中國運用數字技術，不斷加強信用體系建設，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這些都為中美兩國合作提供了安全保障。

（二）開展應對重大全球性問題的數字經濟合作

諸如重大疫情、全球變暖等全球性問題，需要各國共同應對，同時，這些問題的解決過程，也蘊藏數字產業和技術的合作機會。中國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大數據技術對全面精準防控起到關鍵作用。相比人流管控，跨境物流造成的疫情輸入則防不勝防。中美在跨境物流方面能夠開展檢疫技術和數據方面的合作，也有較好前景。在綠色發展和全球變暖技術方面，中美也可以開展廣泛合作。國際電信聯盟估計，數字技術能幫助全球減少 15-40% 的碳排放。此外，在基于新一代信息技術和計算科學的人工智能、基因編輯等方面，都存在人類共同面對的科技倫理問題，中美可以通過聯合研發，共同分享知識產權，以便管控這些科技成果不突破倫理底線，或造成不可逆轉的后果。

（三）開展縮小全球數字鴻溝方面的數字經濟合作

由于發展不平衡，特別是貧困國家和地區的廣泛存在，數字基礎設施和應用水平的差異，信息基礎設施的不完善，數字技術發展的低水平，使跨國“數字鴻溝”普遍存在。由于數字經濟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經濟，“數字鴻溝”不能及時消弭，或將進一步加劇全球發展不平衡，在更大范圍對全球和人類安全帶來威脅。“數字鴻溝”的存在，是中美必然面對的課題，也為兩國在數字領域開展合作，提供了空間。

中美數字經濟合作離不開網絡安全合作

“統籌發展與安全”是我國面臨的重要課題。數字經濟時代，發展與安全的關系，突出表現為數字經濟和網絡安全的關系。中美數字經濟合作必須在維護國家網絡主權和網絡安全的前提下開展，同時又為促進全球安全做出貢獻。

（一）數字經濟合作不能觸碰網絡安全底線

現代數字經濟是網絡信息技術發展的產物，離開了網絡基礎設施、技術和網絡空間，很難發展數字經濟。網絡空間安全是數字經濟合作的基礎。世界主要大國紛紛強化各自網絡和信息安全戰略。美國從注重網絡基礎設施保護，到創建網絡司令部，到以網絡安全全面服務“美國第一”，經歷了從防御為主到進攻和威懾為主的演變。

在數字經濟時代，網絡安全涉及國家核心利益，不可觸碰。從現實看，中國需要的高水平防火墻和操作系統等某些關鍵技術還依賴進口，諸多軟、硬件核心系統還受制于人，在這種背景下，保持政務、社交、媒體和主要商業互聯網平臺等網絡應用層面的安全性和獨立性，涉及國家政治安全、經濟和意識形態安全的根本利益。

中美要進行數字經濟合作，作為堅持以進攻和威懾戰略為主的美方，要尊重中國維護網絡主權和網絡安全正當性、合理性要求和不可動搖的意志。首先，雙方應共同維護雙邊網絡基礎設施的安全。其次，美國要放棄在意識形態方面影響中國體制和社會的幻想。兩國只有互相尊重對方的網絡安全訴求，不踩底線，才能在數字經濟領域合作共贏。特朗普執政之前，中美在和平運用互聯網空間，防范網絡戰、網絡軍備競賽、打擊網絡間諜、商業竊密、黑客與網絡犯罪等涉及雙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重大安全問題上，有對話安排，中美同意以國際法尤其是聯合國憲章確立的以國家主權原則為代表的相關原則和精神適用于網絡空間。拜登政府時期，中美兩國有必要重啟這方面的對話和機制，在維護網絡安全底線的同時，促進數字經濟合作。

（二）網絡安全本身也是數字經濟合作的內容

美國的網絡安全觀本身也包括提升國家經濟實力和軟實力內容。美國于 2018 年發布的《網絡安全戰略》，不再將網絡空間視作一個單獨的領域，并且將網絡融入國家安全的各個層面，從促進經濟繁榮、以實力維護和平和提高美國的影響力。近年來，我國也提出推動網絡經濟創新發展、促進數字經濟合作等目標。不論對于中美任何一方，網絡安全本身都孕育著巨大的數字經濟發展空間，加強網絡安全合作，可以促進兩國在網絡安全技術和產業在內的數字經濟合作。

（三）推進全球網絡空間治理，促進數字經濟合作

網絡空間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方面，尤其在數字經濟時代，網絡空間治理是決定全球數字經濟合作與秩序的關鍵。全球網絡安全所暴露出的問題，至少有以下方面需要中美共同推動跨國治理：網絡犯罪和網絡間諜、網絡知識產權、網絡數據的跨國使用、公民信息安全、人工智能高度發達帶來的倫理挑戰等。

美國在全球互聯網運轉的基礎資源和設施、互聯網核心軟硬件技術方面具有戰略優勢，中國在網絡市場和運用方面具有優勢。兩國面臨的問題在全球具有典型性，只有中美攜手，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才能為全球提供網絡安全技術、標準、規則等方面的公共產品，有效保護數字和網絡技術知識產權，從而有效推動全球網絡空間治理，為中美在全球范圍尋找共同利益提供可能，為全球范圍的數字經濟合作提供保障。

推動中美兩國在數字經濟和網絡安全領域建立更多共識促進機制

實踐表明，阻礙中美兩國在數字經濟和網絡安全領域的最大障礙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雙方互信和信息不對稱問題。較之特朗普，拜登在對外政策方面一貫保持對話姿態。他擔任副總統的期間，數次訪過中國，并成為在此期間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的重要發起人和組織者。因此，拜登執政時期，中美之間有可能探討建立更廣泛和深入的共識促進機制。

首先，在政府外交層面，雙方需要建立數字經濟和數字貿易的專門對話機制，重啟執法和網絡安全合作機制，并建立聯合專家工作組，形成常態化工作機制。其次，在智庫和學術研究層面，兩國應該建立數字經濟對話機制，通過智庫的研究和共識，促進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合作。再次，中美可以探討在數字經濟和網絡安全領域，開展通識專業教育合作，從經濟學、投資學、營銷學、法學、知識產權等專業入手，加強專業人才培養，共同促進中美在數字經濟領域的正常投資和服務貿易合作。從國際政治和經濟學角度，中美都有必要推動數字經濟背景下的國際關系和經濟學基礎理論創新、研究范式的創新，為國際數字經濟合作和網絡安全合作提供理論支撐，掃除理念上的障礙，這也是兩國在數字經濟和網絡安全領域共識形成的根本。最后，在全球治理層面，中美可以在充分共識的基礎上，探討倡議設立一個國際數字和網絡安全仲裁法院，促進全球網絡安全方面的司法合作力度。

總之，拜登政府時期，中美兩國數字經濟和網絡安全合作存在一定機遇，同時也面臨諸多不確定性。作為從跟跑趨向并跑的中國，在數字經濟和網絡安全領域，一方面要著力發展硬科技，另一方面要打造軟環境，通過各類對話、共識和合作機制，創造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合作空間，促進數字經濟成果造福全球，在維護自身網絡安全的同時，促進全球網絡安全治理。

免責聲明： 本文轉自中國信息安全，原作者季宇綺。 文章內容系原作者個人觀點，本公眾號編轉載僅為分享、傳達不同觀點，如有任何異議，歡迎聯系我們！